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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腊月初一，金陵城笼罩在江南少见的寒潮中。秦淮河面结了薄冰，画舫都泊在岸边，往日笙歌不绝的河房一带也冷清了许多。但这种冷清里，却涌动着别样的暗流。

    应天府衙的二堂内，炭火烧得正旺。李信放下手中一份刚由驿卒送抵的朝廷邸报，那上面详细刊载了南海大捷的经过和皇帝对郑芝龙的封赏。他端起已经半凉的茶盏，目光却投向桌上另一份密报——来自锦衣卫南京千户所。

    密报里详细列着近日南京城内一些异常动向：致仕在家的原南京吏部尚书周道登，连日来频繁召见旧日门生；东林书院旧址附近，常有士子聚会，议论朝政；更值得注意的是，一些徽州、湖广籍的商帮首领，近日也陆续抵达南京，与几位致仕官员私下会面。

    “周老这是心有不甘啊。”李信轻叩桌面，看向坐在下首的应天府尹陈文瑞，“陈府尹，你是南京本地人，周家在金陵的田产、商铺，清丈得如何了？”

    陈文瑞年过五旬，在南京为官多年，闻言苦笑：“李大人，周家明面上的田产，约有一万二千亩，已清丈完毕。但其家宅在城南、城东、城西另有别院七处，这些别院名下是否还有隐田，下官……下官不敢擅查。”

    “不敢？”李信眉头一挑，“是怕周老的门生故旧施压，还是怕周家那位在京师都察院当御史的孙子？”

    陈文瑞汗都下来了：“李大人明鉴，周家树大根深，在南京经营三代，府衙里不少胥吏都与周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下官前日派人去查城西那处别院的田契，管事的推说田契在京师本宅，硬是拦着不让进。带队的王班头，当晚家中就被人扔了砖石，老母受惊病倒……”

    李信沉默片刻。他理解陈文瑞的难处，江南这地方，宗族、乡谊、师门关系盘根错节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周道登虽已致仕，但门生遍布南直隶各府县，其子周堪庚现任武昌知府，孙子周镰更是天启二年的进士，如今在都察院任监察御史。这样一张网，确实让地方官投鼠忌器。

    “陈府尹，”李信换了语气，“本官知道你的难处。这样，周家的事，本官亲自来办。你只需做一件事——将府衙中所有胥吏的出身、姻亲、师承，详列成册，三日内交给我。”

    陈文瑞一愣，随即明白这是要清洗衙门了，连忙应下。

    陈文瑞退下后，李信展开一张白纸，开始写信。这信是写给在京师的同年、现任户部主事方岳贡的。方岳贡是松江人，对江南情弊了如指掌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因早年科场之事与周家有隙。

    信写得很隐晦，只问及“周镰御史近来在都察院风评如何”、“闻说周老在金陵雅聚不断，不知议论何事”，但以方岳贡的聪明，自然能明白其中深意。

    写完信，用火漆封好，唤来亲信家丁：“即刻启程，走运河快船，五日内务必送到方大人手中。”

    处理完周家的事，李信又将注意力转到另一份报告上。这是苏州知府陈洪谧呈报的“织坊分家避税案”最新进展。自从李信严令彻查后，苏州府已查出十七家士绅将名下织坊化整为零，分散到族中子弟、仆役甚至佃户名下，以规避朝廷新定的“机杼税”。

    其中做得最隐蔽的，是无锡华氏。华家本是棉布巨商，拥有织机五百余张，雇工两千。新政推行后，华家当家人华允诚将织坊“分”给八个儿子、三个侄子，每人名下不过四五十张织机，刚好低于“五十张以上纳重税”的标准。更妙的是，这些织坊仍由华家老掌柜统一调度，利润最终汇入华家总账。

    “好一个‘分家不分业’。”李信冷笑。他提笔批阅：“着苏州府查封华家所有织坊账册，传唤华允诚及各房子弟到案。凡虚报分家者，追缴三年税款，罚银一倍。为首者华允诚，若抗命不遵，可收监候审。”

    批完，他想了想，又加了一句：“此事可通报苏州各商会，以儆效尤。”

    腊月初三，京师。

    文华殿东暖阁里，朱由检正在接见几位特殊的人物——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谈判代表范·德林登，以及两位随行的船长。这是自南海之战后，荷兰人第一次正式觐见大明皇帝。

    通事逐句翻译着范·德林登略显生硬的致辞：“……伟大的皇帝陛下，我，范·德林登，代表荷兰联合省及东印度公司，为不久前在南海发生的不幸冲突，表示遗憾。我们愿与大明帝国和平相处，恢复贸易……”

    朱由检耐心听完，等通事翻译完毕，才缓缓开口：“范先生，朕听说，在你们的国家，商人可以组成公司，派遣舰队，开拓海外，是这样吗？”

    范·德林登没想到皇帝会问这个，愣了一下才回答：“是的，陛下。东印度公司就是由阿姆斯特丹的商人集资组建，经议会特许，拥有在东方贸易、缔约、甚至宣战的权力。”

    “很有意思。”朱由检点头，“那么，朕要问你：若有一家外国公司，跑到荷兰的海域，拦截你们的商船，强收通行费，你们会如何？”

    范·德林登语塞，额角冒汗。

    “南海是大明的南海。”朱由检的语气依然平静，但话语中的份量让整个暖阁都安静下来，“任何船只，在此航行贸易，都需遵守大明的法度。东印度公司此前所为，不是‘冲突’，是劫掠；不是‘不幸’，是挑衅。”

    通事翻译时，声音都有些发颤。范·德林登脸色发白，他身后两位船长更是低下头。

    “不过，”朱由检话锋一转，“朕并非好战之君。大明愿与各国和平贸易，互通有无。范先生既然来了，朕给你一个机会。”

    他示意王承恩呈上一份文书：“这是《南海通商章程》。第一条，东印度公司须赔偿此前劫掠大明商船损失，计白银二十万两；第二条，荷兰船只在南海航行，须向大明海事总局申领‘船引’，按货值缴纳关税；第三条，东印度公司须退出台湾、澎湖，不得在大明沿海设立据点；第四条，双方互设商馆，公平贸易。”

    范·德林登接过文书，快速浏览着通事在旁边的小声翻译，脸色变幻不定。这些条件极为苛刻，尤其是退出台湾和赔偿二十万两，公司董事会绝难接受。但他更清楚，眼前这位年轻的皇帝，刚刚取得一场海战大胜，手中有数百名荷兰俘虏，包括他自己。

    “陛下，”他艰难地开口，“这些条件……我需要时间请示巴达维亚总督，以及阿姆斯特丹的董事会。”

    “朕给你三个月。”朱由检道，“这期间，你和你的部下可以在京师驿馆居住，行动自由。但记住，三个月后若无答复，朕会视同贵公司拒绝和谈。届时，大明水师将不再保证荷兰商船在南海的安全。”

    这话中的威胁，再明显不过。范·德林登躬身行礼，告退而出。

    待荷兰人离开，徐光启从屏风后转出：“皇上，如此强硬，会不会适得其反？荷兰人船坚炮利，若真全面开战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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